学习时报 | 高艳东：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法律推力

高艳东

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

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

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《学习时报》

2019年8月16日

这几年来，以电子商务、云计算和AI为依托的数字经济，已经成为工业革命之后新一轮的产业革命。新事物必然带来新问题，各国都在积极立法以防范自动驾驶、数据泄露等新风险。我国不仅要应对全球共有的技术风险，还要解决电信诈骗、P2P爆雷、网约车事故等特有难题，法律干预数字经济的冲动越来越强。但是，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，切不可掉入“正确但低效”的陷阱。数字经济是全新的产业形态，各国都在摸索新型法律制度，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国法律应当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留出足够的创新空间。

（一）

当前，数据经济乱象严重，网络空间的乱象急需法律治理，但是，涉及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利益之外的权益时，法律若以监管为主要任务，很可能解决了当下问题、输掉了未来格局。

产业革命初期更需要的是发展政策。强监管模式的法律体系很难孕育出新技术，适度宽松的法律环境有利于新技术的发展。只有相对宽松的政策法规才能不断地促进新生事物的发展。

过度的监管会增加交易成本。我国21世纪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增长，发生在立法监管相对薄弱的时候。支付宝等互联网公司飞速发展，我国取得令全球羡慕的高效支付方式。发展是最好的风控措施，在全球竞争的大格局下，我国更需要的是促进而不是监管。

法律要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力而非阻力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我国第一次有了引领世界产业变革的可能性。数字经济的规模，美国第一，我国第二，并远超其他国家。在中美竞争的大格局下，法律不能成为减速器。我国大数据平台数量还远远落后于美国，我国应当制定科技企业友好型法律，而不是背道而驰。一方面，虽然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形势严峻，但是，未来立法仍然应当扩大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与使用。发展与安全是永恒的话题，针对个人信息安全，最好的政策是发展型保护，而不是禁止型保护。法律不应过度禁止对个人信息的收集，而是应当鼓励经消费者同意后匿名化地安全使用个人信息，在个人信息使用中探索新的技术保护手段。另一方面，要激活政府部门沉睡的数据。我们见证了互联网企业借助大数据提高了物流、支付、打车效率，但事实上，政府部门才是最多数据资源的掌握者，更多的交通、旅游、房产数据都沉淀在政府硬盘中。推动政府数据与企业数据共享共通，为新产业赋能，对生产效率的价值不可估量。

立法要尽可能为企业创新留下足够制度空间。随着公民个人信息权利意识的提高，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“数据使用有风险、处处需谨慎”的悲观情绪，在使用数据时如履薄冰。但是，信息与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资料，应通过法律豁免为企业减压。我国目前正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、数据安全法等法律，其中也应当设立基于公共利益或合理经营的豁免权，打消企业创新的风险顾虑。

（二）

行政执法要考虑法律的历史阶段性，不能用昨天的条文限制明天的发展。我国的法律制度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势，不能实行削足适履式的机械执法。例如，《食品安全法》明确规定，进口食品需要有中文标识。但是，互联网经济本身就是无国界的。目前跨境电商日益普及，翻译工具也非常便捷，对于完全合格的一般食品，仍然严格按照狭隘地域标准执法，会严重阻碍“一带一路”的跨境交易，也不符合我国“全球电商中心”的未来定位。执法机关应以危害性为处罚标准，区分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，并适用不同的罚则。

行政机关应该拿着工具箱而不是放大镜执法。数字经济是边发展边完善的，互联网企业、平台违法时，行政机关应该改变管理机制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。政府应当尝试通过行政力量帮助平台保护个人信息。探索建立网络身份证制度：个人交给网站和平台的，是经过国家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确认过、但又转化和加密过的信息；网站和平台使用的，是未直接显示个人信息的代码。同时，借助K匿名技术、差分隐私、同态加密技术，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，从而大大降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。

行政执法要进行利益衡量，确立纠错型而非扼杀型执法理念。执法机关必须考虑行政措施对产业的影响，不能只考虑执法便利。平台对数以亿计的用户都有一定管理责任，如果因用户违法而让平台承担管理责任，进而把企业、平台列入黑名单，则我国所有互联网企业迟早都会在各种黑名单中，这有损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形象。事实上，在我国当前的管理体系下，企业、平台均非常重视政府的建议，在没有出现重大事故的情况下，如果仅采用约谈、责令改正等柔性执法手段即能够达到管理目的，就没有必要使用杀伤性的执法武器。

司法要宽严相济，司法者的眼中不能只有后果。司法是数据经济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，要爱憎分明，区分黑产和白产。对毫无社会价值的黑产行为，要坚持严刑峻法；但是，对企业经营中的试错型白产行为，要区别对待，防止矫枉过正。

法律既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发动机，也可能是阻碍数字经济前进的绊脚石。决定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，是民间活力和创造能力，在这方面，我国开端良好；决定数字经济发展高度的，是制度保障和法律体系，在此领域，我国任重道远。我国的数字经济法律要谨防重蹈“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”的历史悲剧，错失发展良机。强力监管与严厉打击的法律理念，谋求的是零风险，但也通向了零发展，而不发展才是国家竞争中的最大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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